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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曾服務於遠景基金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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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賴清德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，「其實台灣今天的困境是過去國民黨執政所留下來的，包括退出聯合國，即便讓中國進入到聯合國裡面去，美國跟西方的世界也希望台灣能夠留下來，但是當初蔣介石做出漢賊不兩立，『我們退出了聯合國埋下了大錯』」。

短短這一段話中，賴清德至少犯了兩段的歷史史實性的錯誤。唯如果要細談此事，甚為冗長，甚至瑣碎，故僅撿拾其梗要。

在聯合國的有關中國代表權一案，始自中共建政時；當時的蘇聯在聯合國提案開始，也就是一九四九年；唯至一九六○年止，在西方（以美國為主）勢力占主導權時，此一議根本不能成案。但至一九六一年始，因為二次戰後的新興獨立國家湧現，美國與西方國家的主導地位遭到稀釋；聯合國大會的總辯論（General Debate，另一稱為一般辯論）始開始接納有關中國代表權的提案。

故自此時始，美國改變策略，改延引聯合國憲章第十八條之相關規定，認為「中國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，其代表權問題應為重要議題」；此案本身只需會員國二分之一同意即可成立；唯一旦此案成立後，要把中華民國政府的中國代表權，移轉給中共，則需要會員國三分之二的同意。

其實，就在一九六一年，當年聯大的相關投票，如果不是靠著此一重要議題案，台北就已經被中共取代；當年的票數，支持北京的票數已較支持台北的票數多出一票。其實，也是靠著美國等年年提出此（重要議題）案，且年年通過；這個策略又保護了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權達十年之久，直到一九七一年。

一九七一年夏，在聯大開會前，美國彼時國務卿季辛吉經由巴基斯坦偷偷赴北京一事已經被公開；美國政策轉而傾向北京已為眾所週知；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森亦宣布將往北京；這在聯大中引發重大風暴。所以當時縱是美國本身提出的修正案（亦即是俗稱的雙重代表權案），亦遭到擊敗，未能成案。此案被擊敗的意義就是，已無任何法源依據，可以讓台北與北京同時留在聯合國的體系內。

其實，在當年六月之前，台北早已接受美方所提的雙重代表權案，所以美國修正案才得以在聯大提出；但北京並不接受，並以此向美方抗議；所以，這與台北當年是否採取「漢賊不兩立」立場無關，更與法統沒有一毛錢的關係。這是北京單方面決定。不能明暸當年歷史與中共的態度，這是賴清德所犯的錯誤之一。

而在美國修正案被擊敗後，隨後美國再提的的「重要議題」案，也因受到美國對北京態度的影響，出現盟邦跑票的現象，終以二票之差（五十一比四十九），亦遭擊敗未能過關。因彼時，在聯大裡中共當時的邦交國已遠超出我方，再往下的議程，即是排我納匪的阿爾巴尼亞案（亦即二七五八決議案）；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雖曾緊急以議事規程數提再提修正案，唯亦無法取得多數支持而潰敗；度以當時形勢，二七五八案必然通過，我國代表周書楷隨即以權宜問題要求上台發言，宣布「退出」聯合國。

然，聯大該一議程並未以我宣布退出而終止，仍舊繼續，二七五八號案的最終表決結果是七十六票比三十五票，十七票棄權，該案通過。換言之，如果我方不宣布退出，最終的結果就是被逐出。台北當時的宣布的退出，是為了挽回本身最後的一點尊嚴。本案在國外的國際法教科書中，甚至是用被「逐出」來描述台北的處境地位。情況若此何關「退出」？何關「法統」？這是賴清德所犯的錯誤之二。

在一九九○年，筆者曾有幸與時任大陸社科院美國所所長的資中筠女士一席談，並提出此一問題請教：如果當年台北不退出聯合國，北京是否會同意加入？也就是「是否曾經有過任何雙重代表權的機會」。資女士的答案是，北京會一直等到台北離開（聯合國）後才會加入。

就本案言，北京一直所採取的就是「零和」（zero-sum）策略；這與當時台北的態度並無太大關係。換言之，博奕的雙方，只要有一方採取零和的策略（通常是強勢的一方），另一方是否採取零和的態度，結局的差易並不大。

如果賴清德還真要搞清楚此事，「為何台灣今天在國際社會中碰到如此多的困境」；那他應該要去怪美國政府才是找到正主。當年（一九五○），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台灣後，在聯合國有關中國代表權的爭論，更多是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裡。

在聯合國的憲章中，需要處理的相關議題，大致分為兩類，一是「程序問題」，一是「實質問題」；而程序問題是不可以否決的，實質問題則在聯合國安理會中，是可以使用否決權的。中華民國當時仍是安理會的成員之一，當然享有否決權。唯美國在當時堅持中國代表權問題乃屬程序問題，不得使用否決權。

當時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曾就此事質疑過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格羅斯，「為何有關一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的席位，如此重要的問題，只是一個『程序問題』而非『實質問題』」？當時顧大使在他的回憶錄中明白表示，「美國之所以要堅持認為這是程序問題，顯然是為了想留有活動的餘地，萬一情況發生變化，美國在承認為中共問題上需要改變政策的話，它便可以自由行動」。（顧維鈞回憶錄，第一版，第七分冊，頁六三六；北京中華書局出版）

換言之，美國當然是為了其國家利益的極大化，而主張中國代表權案是程序問題，故中華民國對其本身的切身利益之事卻不得否決，只能依賴美國為主的西方多數國家集團，只得淪為附庸者，最終落得被出賣的下場；這也就是賴清德所說的「今天的困境」。

堂堂行政院長，居廟堂之高，統領文武百官，當然不可以隨便發言，更不可以對自己不懂的、非專業的科目任意發言；尤其是不可以用在錯誤的基礎上因意識型態的偏好而發言；否則連事實都搞不清，就隨便講話，不僅貽笑方家，就連外國的有識之士恐伯也會看扁這種行徑；這才是丟臉丟到國外。須知隔行如隔山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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